11月18日至19日,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在中国深圳举行。本届会议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聚焦开放、创新与合作。在全球贸易格局持续调整、新兴技术加速发展之际,亚太地区如何进一步深化经贸联系、推动共同发展,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 回望APEC的发展历程,1994年的印度尼西亚茂物会议是一个重要节点。当时,亚太经济体正在努力推动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而在此后三十多年里,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全球产业链调整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深刻改变了亚太地区的经济面貌。如今,中国已成为许多亚太经济体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与拉美、东南亚等地区的基础设施和产业合作,也为区域经济联系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对于长期观察亚洲与全球南方发展的巴西记者、国际问题评论员佩佩·埃斯科巴来说,这种变化具有特殊意义。1994年,他曾亲自参加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APEC会议。三十多年后,他将目光投向中国,试图从自己的长期观察中理解亚太经济格局的转变。在他看来,从秘鲁钱凯港到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从拉美国家的政策选择到人工智能带来的新机遇,越来越多国家正在寻找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而务实合作和长期规划将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本文整理自佩佩与观察者网的对话,供读者参考。 【文/佩佩·埃斯科巴 编/观察者网 郑乐欢】 佩佩·埃斯科巴资料图 从1994年到2026年,我见证了APEC怎样的变化? 我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关注亚太经合组织(APEC)。1994年,我来到亚洲;那一年我第一次参加APEC会议,地点就在印度尼西亚。当时还是美国总统克林顿执政时期。回想那个年代,国际经济讨论中有一个几乎无处不在的词汇,就是自由贸易。大家都在谈论如何降低贸易壁垒,如何让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商品、资本和服务更加自由地流动,以及如何通过经济合作实现共同增长。 1994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合影 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持续关注APEC的发展。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国际经济环境与今天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1994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制造业能力以及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地位,与今天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彼时亚太地区正在形成新的经济联系,不同国家都希望通过扩大贸易获得更多发展机会。 但此后的历史告诉我们,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一条始终平坦的道路。不同国家的发展条件和经济结构存在很大差异,而如何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维护自身经济政策的自主性,也成为许多亚洲国家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当时,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韩国等经济体受到严重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调整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不同国家和地区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也付出了不同的经济和社会代价。其中,马来西亚的经历给我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 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他决定实施资本管制,强调马来西亚应当对自己的经济政策保持控制权。他的意思很明确:我们需要自己决定如何管理经济,即使恢复过程可能更加漫长,也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采取措施。 当时,这个政策选择引发了很大争议。有人批评马来西亚采取保护主义措施,也有人认为它没有遵循通常意义上的自由市场政策。但马来西亚的经验说明,不同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寻找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对一个国家而言,重要的不只是参与国际市场,更是如何在这个过程中维持自身的政策选择能力。 我认为,这段历史对于理解今天的亚太经济合作,仍具现实意义。此后,另一个改变亚太乃至全球经济格局的重大事件,就是中国加入WTO。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与世界经济之间的联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当时已经在亚洲生活,对这一变化印象非常深刻。中国开始更加全面地参与全球贸易体系,扩大与不同国家的经贸联系,同时不断发展自己的制造业。这一过程并不是短时间内完成的。中国需要持续投资基础设施,发展产业,培养技术人才,不断提高生产能力,并且建立覆盖越来越多领域的供应链体系。 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的制造业和贸易能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需要从中国购买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工业零部件以及各种消费品。中国也从世界各地进口能源、矿产、农产品和其他商品,形成了一张覆盖全球的贸易网络。 因此,我们今天讨论APEC,必须认识到一个基本事实:亚太经济结构已经与1990年代完全不同。中国已成为许多亚太经济体重要的贸易伙伴。对这些经济体而言,与中国保持稳定的经贸联系,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经济需要。 在我看来,这正是今年深圳APEC会议值得关注的地方。三十多年前,大家讨论的是如何扩大自由贸易、如何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今天,相关问题并没有消失,但亚太经济体之间已经形成了更加复杂、更加深入的产业和贸易联系。 许多国家都希望继续与中国开展贸易,寻找投